从司法权的现状看，司法权包括有不同的层次，既有审判等微观层面，需要司法独立来保障司法公正。
另外，拥有自由意志的平等主体在不违背法律强制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自由协商设置权利内容，相互之间限制权利亦通常获得法律认可。[37]《埃塞俄比亚民法典》虽然将人格的归属与人格权规定在自然人一章，人格权并没有独立成编，但其将人格权从自然人人格中独立出来单独规定则突破了《瑞士民法典》的混合规定模式，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格权。
[32]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人格利益的权利化就必然要回答客体是什么，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则使人格权陷入人不能支配自己的理论困境。[27] 得益于理论上的顺畅铺垫，西方国家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分别将人权写进宪法性文件，确定人权的最高法律效力。《论民法总则不宜全面规定人格权制度——兼论人格权独立成编》，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5期。而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利只对国家机关产生直接约束效力，不是个人的主观权利，更不是私法权利。
基本权利的先在约束力和宪法的最高效力可谓相得益彰，基本权利的先在约束力只能由具有最高效力的宪法赋予，宪法又因保障基本权利而成为高级法.宪法以成文法的形式在内部定了一个超越自己，甚至可以用来否定自己效力的东西。[24]参见徐显明：《对人权的普遍性及人权文化之解析》，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6期。该条款意味着国家可以制定法律限制甚至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
评论者的任务则是向我们评述法律应该是怎样的。正如夏勇教授所言：在当代中国，很少有人相信人权是天赋的。而分权型权力结构下的权力主体之间是平等关系（横向）或制衡关系（纵向），横向的权力主体之间和纵向的权力主体之间都有一定程度的分权制衡。因此，只有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才能准确理解中国宪法文本所表达的宪法理念和宪法精神与西方宪法的根本不同之处。
这说明在权利来源问题上，中国宪法并不认可西方自由主义的天赋人权观，而是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认为权利来源于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之中。受宪法国家目标的影响，现行的基本权利体系也带有浓厚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同样体现在现行宪法所确立的基本权利体系背后的权利观念上。
无论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又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都是一个个饱含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目标。与个人权利相权衡，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近现代中国出现的中的权利观念始于近代以来西方宪政文化的西学东渐。《中国共产党党章》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规定较为详细，结合《党章》有关民主集中制的有关规定来看，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就是在选举的前提下实行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
集体主义品格的核心内涵即共同体优于个人的价值原则。而现代西方文化则把人看作是具有理智、情感和道德的独立个体，每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是最高最宝贵的价值。依据中国宪法对权力的安排，国家权力集中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的权力又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手中。从宪法实施的实际状况而言，现行宪法的实施过多地强调了集体的优越地位，而没有充分将个人利益的实现纳入集体利益的维护之中。
因而，本文采用了历史文化分析方法与现行文本分析方法，论述中国宪法在价值取向方面的集体主义特征《中国共产党党章》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规定较为详细，结合《党章》有关民主集中制的有关规定来看，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就是在选举的前提下实行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
在个体主义的权利观下，公共利益是所有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的利益都是整体利益的一部分。在各种道德语言和法律语言中，充斥着作为个体的家庭成员和国家臣民对家庭和国家的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
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出西方自由主义式的权利概念，社会主义又是作为自由主义的批判者身份而出现的，社会主义的权利观念是在批判自由主义权利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权利观念取得了一些沟通，达成了部分共识。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这不仅是中国人普遍拥有的价值取向，而且是整个中国文化圈内的国家及其人民共有的价值观念。西方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念传入中国以后，主要是作为一种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工具被时人所推崇的。宪法第33条确立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第51条对个人行使自由和权利时的限制、劳动权和受教育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的规定，以及其他基本权利也都可以通过法律进行限制，都表明中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绝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而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宪法组织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两个核心要素，宪法的价值取向同样能够在权利规范背后的权利观念以及权力规范背后的权力结构中得到体现。
这也是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能够为中国普天民众所认同并最终在中国扎根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生产上对自然的依赖，产生了天人合一的观念，生活上对家庭、宗族的依赖，产生了家族本位的观念。
因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土地、劳动工具和劳动知识都需要从家庭中获取，个人无法独立于家庭进行生产。家、国这类的集体先于个人而存在，重要程度始终是排在个人之前的。
集体权利在中国宪法上往往以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的面貌出现，《宪法》对公共财产的保护使用的是神圣不可侵犯，并且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公共的善与个人权利何者处于最高地位，意味着何者将成为最根本的价值尺度。
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9条宣示了美国人民的权利并不以宪法的列举为限：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而根据邓小平的解释，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中国很早有了权利的思想，但在传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导向下，始终没有产生权利概念。个人权利的实现依赖于国家的富强，个人权利实现的目标也指向国家富强。
这种集体至上的集权型权力结构的核心就是作为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原则的民主集中制。2. 集体权利优先于个人权利。
基于这种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以五四宪法为代表的中国宪法始终秉持着集体主义的价值倾向。对中国宪法文本，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一种是以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宪法理论来对中国宪法进行抽象的解读，并以西方宪法理论作为评判中国宪法文本与实践的价值尺度。
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首先体现在现行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的价值目标上。如何组织国家机构从权力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国家权力如何在各国家机关之间进行配置，因此，作为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其实就是中国国家权力的配置原则。
因此，权利法定的权利来源观念在价值取向与自由主义的天赋权利观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是集体主义的，后者是个人主义的。中国宪法的制定和运行自始处于宪法文化的影响之下，中国宪法文化的集体主义品质自然会在中国宪法上打下深深的烙印。这一价值原则集中体现在现行宪法的国家目标、权利观念和权力结构这三个方面。但中国并没有走上西方自由主义的道路，而是接受了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的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宪法在组织、维护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所表达出来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也即本文所指称的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的价值追求不是个体的自由，而是普遍抱有家国情怀，以光宗耀祖、保家卫国为最高的人生价值。
宪法的价值取向最能够从该目标中体现出来。（二）权利的范围 对权利来源的认识不同，决定权利内涵也存在差异。
而分权型权力结构下，权力的运行是双向运行，下级权力主体如对上级权力主体的决定不服，可诉诸宪法。这说明在权利来源问题上，中国宪法并不认可西方自由主义的天赋人权观，而是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认为权利来源于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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